谢泳的另类历史视野 |
| [ 07-8-21 12:46] 作者：王国华 录入：chenzhu 进入论坛 |
谢泳是靠写小文章成为大家的。这在做学问的人中应属另类。大部头容量大，易搀水；小文章字字金贵，最见功力，当然，操作不好也最易露怯。谢泳的这本《杂书过眼录》则是一本小文章之大集成。每篇千字文都是一篇读后感，几百篇文章，至少就要读几百本书。而这些书，都是他通过各种方式搜集来的旧书、“奇书”，别人手中的废物，到他手里化废为宝。这种起死回生的本事，来源于他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思考。
阎锡山，在一些宣传中，几乎就是一个“土皇帝”，而谢泳认为，对于历史，要多从常识着眼。他购到一本1922年版的《敬告山西父老》，上面有阎锡山的几篇讲稿，其中在有关农村自治问题的训话中，阎锡山说：“有人说民治主义不能实行，是人民程度不够的缘故。我问他甚叫程度，他答有真知识是程度。我又问，明白是非曲直是真知识抑或知道条文法理是真知识？其人不答。余遂为之解释曰，现在是非曲直，人民反知其真，若条文法理，合乎人心上之为是非曲直。人民一见即了解，若强以条文法理变化人心上之是非曲直，此等条文法理，人民固不明白，且恐愈明白，程度反而愈低了。”阎锡山的判断道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民主和人民的文化程度没有必然联系。民主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好东西，因为它是要解决是非曲直的，而分辨是非，人人都会。可惜的是，80多年前的这种探讨，被粗暴地打断了，没有延续下来。真实的历史，也许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低幼，只是我们了解的太少，以至使一些有益的探索不得不从头再来。谢泳在《一本关于法律的周刊》一文中提到，1934年出版的《法律评论》杂志上有篇社评，激烈反对当时最高法院的一个规定。规定中说过，未经最高法院许可，对于各种案例“不得自由刊载，事关法律，幸各出版人注意为要”。而该杂志的社评认为：“外交或军事文件，不得当局许可，辄行登载，易启重大纠纷，固悬为厉禁”，至于案例，“审判尚且公开，判例何必秘密，最高法院似应许其迅速登载”。类似的例子很多，政府的法令只要不合适，总有法律专家出来批评。
除了被打断的，还有被掩埋的。谢泳淘到一本1958年出版的《文学研究》，里面有一些当时的北大学生批判著名教授王瑶的文章，除了给他扣大帽子外，还有一篇文章十分恶毒地指出王瑶的文章是“剪刀加糨糊”，对一个学者来说，政治上的侮辱起码不涉及人格，说你是抄袭，则意味着对你人格的全盘否定。没有比这更伤人的了。而这些学生中，有的竟已是目前相当有名望的学者。挖这样的旧事，也许会使一些人难堪，但历史是抹杀不了的。对于一些喜欢弄虚作假的人，意义尤为重大。与此相似的还有《大跃进中的中国地理学》，谢泳从这本出版于1958年的书中摘出一段话，这段话是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写的：“科学院的生物学部……在北京近郊辟了6亩地，深耕到2公尺，密植到每亩种子200-400斤，施肥到每亩75万斤……但是我们即使不能得到每亩5万斤的收获，我们仍能获得许多经验。”生活在谎言中，人人都不以为是说谎了。科学家的悲哀是时代的悲哀，而这样的悲哀，今天仍在讳疾忌医。
谢泳在一篇文章中说：“回忆录是不大靠得住的，因为人的记忆靠不住，更何况还有先入为主的判断在其中。所以……我还是坚持过去的一个看法，传记不如年谱，年谱不如日记，日记又不如第一手的档案。”而谢泳辛苦找来的这些书，恰恰就是第一手的档案。研究学问要求真，求实。拨开迷雾时才会发现，我们了解的那些东西，与实际情况也许大有出入甚至截然相反。而了解真相的意义在哪里呢？就在于它可以为我们提供不同的角度，提供更切实际的东西来以古鉴今。
谢泳的贡献还在于他不读死书，不像有些读书人，怎么吃进去怎么拉出来。他和他的同道们重新输理的东西正在或多或少地修正和改写现代文学史，大学里的一些课程甚至吸收了他们的资料。从这个意义上说，谢泳们功莫大焉。
（《杂书过眼录》，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阎锡山，在一些宣传中，几乎就是一个“土皇帝”，而谢泳认为，对于历史，要多从常识着眼。他购到一本1922年版的《敬告山西父老》，上面有阎锡山的几篇讲稿，其中在有关农村自治问题的训话中，阎锡山说：“有人说民治主义不能实行，是人民程度不够的缘故。我问他甚叫程度，他答有真知识是程度。我又问，明白是非曲直是真知识抑或知道条文法理是真知识？其人不答。余遂为之解释曰，现在是非曲直，人民反知其真，若条文法理，合乎人心上之为是非曲直。人民一见即了解，若强以条文法理变化人心上之是非曲直，此等条文法理，人民固不明白，且恐愈明白，程度反而愈低了。”阎锡山的判断道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民主和人民的文化程度没有必然联系。民主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好东西，因为它是要解决是非曲直的，而分辨是非，人人都会。可惜的是，80多年前的这种探讨，被粗暴地打断了，没有延续下来。真实的历史，也许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低幼，只是我们了解的太少，以至使一些有益的探索不得不从头再来。谢泳在《一本关于法律的周刊》一文中提到，1934年出版的《法律评论》杂志上有篇社评，激烈反对当时最高法院的一个规定。规定中说过，未经最高法院许可，对于各种案例“不得自由刊载，事关法律，幸各出版人注意为要”。而该杂志的社评认为：“外交或军事文件，不得当局许可，辄行登载，易启重大纠纷，固悬为厉禁”，至于案例，“审判尚且公开，判例何必秘密，最高法院似应许其迅速登载”。类似的例子很多，政府的法令只要不合适，总有法律专家出来批评。
除了被打断的，还有被掩埋的。谢泳淘到一本1958年出版的《文学研究》，里面有一些当时的北大学生批判著名教授王瑶的文章，除了给他扣大帽子外，还有一篇文章十分恶毒地指出王瑶的文章是“剪刀加糨糊”，对一个学者来说，政治上的侮辱起码不涉及人格，说你是抄袭，则意味着对你人格的全盘否定。没有比这更伤人的了。而这些学生中，有的竟已是目前相当有名望的学者。挖这样的旧事，也许会使一些人难堪，但历史是抹杀不了的。对于一些喜欢弄虚作假的人，意义尤为重大。与此相似的还有《大跃进中的中国地理学》，谢泳从这本出版于1958年的书中摘出一段话，这段话是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写的：“科学院的生物学部……在北京近郊辟了6亩地，深耕到2公尺，密植到每亩种子200-400斤，施肥到每亩75万斤……但是我们即使不能得到每亩5万斤的收获，我们仍能获得许多经验。”生活在谎言中，人人都不以为是说谎了。科学家的悲哀是时代的悲哀，而这样的悲哀，今天仍在讳疾忌医。
谢泳在一篇文章中说：“回忆录是不大靠得住的，因为人的记忆靠不住，更何况还有先入为主的判断在其中。所以……我还是坚持过去的一个看法，传记不如年谱，年谱不如日记，日记又不如第一手的档案。”而谢泳辛苦找来的这些书，恰恰就是第一手的档案。研究学问要求真，求实。拨开迷雾时才会发现，我们了解的那些东西，与实际情况也许大有出入甚至截然相反。而了解真相的意义在哪里呢？就在于它可以为我们提供不同的角度，提供更切实际的东西来以古鉴今。
谢泳的贡献还在于他不读死书，不像有些读书人，怎么吃进去怎么拉出来。他和他的同道们重新输理的东西正在或多或少地修正和改写现代文学史，大学里的一些课程甚至吸收了他们的资料。从这个意义上说，谢泳们功莫大焉。
（《杂书过眼录》，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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