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悦然的新作《誓鸟》，用“告别‘80后’转型新作”作为宣传口号，讲述了大航海时代一个中国女子的爱情故事。新书上市几个月，迅速成为同类作品中的销售冠军，这还是在张悦然自己没有做大面积签售宣传的情况下实现的。

　　对于写作，张悦然的态度比较纯粹，高中毕业那年，她本可通过“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保送清华，但由于政策突变，她只能仓促迎接高考，最后念了家乡的山东大学。这件事对她打击很大，她不想呆在中国，不想见任何人。3个月后，张悦然抓住了去新加坡国立大学留学的机会，在异国过起了孤独的留学生生活，学的是她毫无兴趣的计算机，“那段时间真的很痛苦，没有国内大学这种老师、同学的关系，做什么都是一个人”。但也正是那段生活，刺激了她的创作欲望和灵感，她的作品迅速被年轻女性读者接受和喜欢，阅读张悦然成为一种时尚。

　　张悦然的小说销量从最初的10万本、20万本攀升到现在近百万本，还在孕育的新作受到多家出版社的争抢，小说《水下菩提》更是以百万天价卖出了音乐剧改编权。“可能是幸运，小说本身被发现，然后做成音乐剧。”张悦然不否认“100万”这个数字的存在，“我也担心过音乐剧和我的小说不像，但它确实带来了比100万更多的价值，就是让更多人来关注我的小说。”

　　很显然，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张悦然已经比同龄人提前享受到了财富带来的乐趣，至少她现在衣食无忧、自由自在，她在北京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每天睡到自然醒，很少出门，一只叫Omega的贵宾犬是她的忠实伴侣。她也很少考虑怎么花钱，花了多少钱，虽然每个月下来花费不少，“我对物质没有太多概念，从小就没有为这个担心，到现在我赚的钱也没有和父母的钱分开，所以我没怎么多想，就通过写作赚到了钱。”

　　不过，对现在这样的惬意生活，张悦然也不是没有恐慌，“我刚毕业，还没有找工作，写作虽然提供给我可以生活下去的空间和条件，但我不希望它完全成为我的职业，因为一旦成为职业就有很多不得不的事。”有一段时间，张悦然因为害怕丧失“做其他工作的能力”，主动联系了一家杂志社做编辑。后来那家杂志社不幸夭折，但张悦然没有放弃再找一份工作的念头，“我对现在的物质回报感到满意，至少不做其他事我也会生活得很好，所以我选择其他工作时就不用去注重物质回报。”

　　还在山东生活的张悦然的父母很希望女儿能找份稳定工作，因为这样至少有人给她交各种保险。张悦然更希望能通过工作改变自己目前混乱的生活状态，比如在时间方面，她说自己特别没有条理，很磨蹭，“我不希望这样，可能也是受学计算机课程时接触的那些很有时间观念的同学的影响”。

　　但目前，张悦然最愿意做的当然还是写作，她曾经为自己太过年轻写不出更多生活体验而焦灼，现在她已经完全释怀，“我觉得一个年龄有一个年龄的优势，我现在的优势就是我的想象力，毕竟，人越大，很多事情就不敢想了。”她也仍然喜欢那句“让我们相爱，否则死”，那是从高中就开始喜欢的宣言式的话，她说这符合她天蝎座的性格，非黑即白，非好即坏，没有模糊地带。

　　事实上，网络调查也显示，和她一样年轻、时尚的读者也最喜欢这句话。